总体上看，县城本身的人口集聚规模在不断提升，人口流失主要是县域人口流失。
以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而言，既有国家统一制定的工资政策、民生政策，也有因地制宜的机关事业单位公用经费、地方津贴补贴等。当前宏观经济大盘不稳，政府为了稳增长，或连年出台减税降费政策，或将财政资金更多用于基础设施投资等方面，财政在吃饭与建设之间左右兼顾周全的难度不断加大。
三保支出多涉及到职工和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是刚性很强的支出，往往能升不能降。对于一些债务负担沉重、财力薄弱、腾挪空间狭窄的基层财政而言，稍有不慎，上述冲击就可能转变成现实的风险。要将三保的相关制度和规则嵌入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之中，硬化预算编制、执行、评价的各个环节，借助现代技术手段提升三保管理的质量与效益。统筹好省级财政资源，进一步推动财力下沉。换言之，在我国现行财政体制下，省一级政府有较好的财力调控空间。
主要有：一是债务还本付息的支出压力。财政资金直达机制是近年来卓有成效的管理创新，要将其融入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的建设工程之中。比如，通过完善收入分配政策，逐步构建更为合理的初次分配格局。
共同富裕既是奋斗目标又是历史发展过程，要有经过长时间艰苦努力才有可能把事情办好的思想准备，更要有补短板的强烈意识和有力措施。当前，要重点统筹需要和可能，着力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重点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以此为着力点不断缩小城乡、区域和居民收入差距，逐步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1、共同富裕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认知与价值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迫切需要健全完善一整套的政策机制。
作为对于自然经济和封建社会状态下所产生的贵贱有别、贫富有差的一种社会状况的反思与超越，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将等贵贱、均贫富作为一种基本社会理想而念兹在兹。对新技术革命带来冲击的警醒，即对以互联网产业、数字经济等为代表的新技术新经济对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带来深刻影响的正视。
从进一步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来思考，推进共同富裕，既要强化政府作用，又不能忽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思考其背后的原因至少包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即对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怎样体现其本质属性与发挥其优越性的深思。各种市场主体作为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要善于运用市场化机制做好共同富裕文章，使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成为各方互利共赢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想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美好理想的启发、驱动下，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共同富裕这个奋斗目标始终高度重视并经常加以强调。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共产主义社会是客观必然性与历史主动性相互作用的结果，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精神生活普遍富有，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各得其所，每个人都能够充分地享受到丰裕富足的物质和文化条件。共同富裕是一项共同的事业，是各种主体竞相发挥历史主动精神、携手创造美好生活的进程。那种将共同富裕等同于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的看法，既忽视了历史上出现过的深刻教训，也忽视了共同富裕的丰富内涵，是不科学的。
在社会矛盾加剧、阶级对立尖锐的情况下，这种社会理想则成为下层群众争取实际利益、改变自身境遇的普遍性社会心理。这种社会理想，以一种潜在共识的方式，显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国家治理和社会运行的深刻洞察：一个社会如果贫富差距过大，一定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
以马克思主义为科学指导的共同富裕，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是辩证的而非绝对的，是实事求是的而非形而上学的。对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言，推动实现共同富裕，不仅关乎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更关乎党长期安全执政。
所有这些，都共同激发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共同富裕的强调与重视。要清醒认识到，实现共同富裕不是空喊口号，而是要实实在在采取实质措施逐步实现的目标。其四，需对共同富裕的历史背景达成共识。各种社会组织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促进力量，要发挥好自身的特殊优势，努力弥补其他主体的不足。通过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体系，释放社会消费需求，带动经济增长，为人们过上美好生活创造更加稳定的预期。广大人民群众自身要发挥实现共同富裕的主体力量，体现能动性、激发进取心，在辛勤劳动、拼搏奋斗中早日实现共同富裕
就总量而言，财政政策可以从供需两侧发力，对宏观经济实施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用好用足财政政策这块稳住经济大盘的压舱石是一项系统工程，尤其需要规范有效的制度安排做支撑。
同时，通过全面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来提升支出政策效能。直言之，充分运用财政政策稳住经济大盘必须加快财政改革，要用改革的手段来拓展政策效应释放空间、提升政策成本效益率。
在体制侧，通过完善资金直达机制和转移支付评估调整机制来提升支出政策的实效性和精准性。通过深化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强化中央与地方财政制度安排的统一性、协调性，进而确保财政政策全国一盘棋、一竿子插到底。
近十年来，面对国际上严峻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以及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和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我国更加注重运用财政政策稳增长、调结构，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断加力。这不仅直接稳定并扩大了投资和消费，而且助推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改善了投资环境，最终拓展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政策落点直指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增加企业现金流、加力扶持小微企业稳就业、着力帮扶困难群体等。2022年3月以来， 受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影响，国内经济下行压力骤然加大。
近期国务院发布的稳经济六方面33项一揽子政策措施，有24项直接涉及财政部门职责，具体包括税收、专项债券、政府采购、支出政策、民生保障等八类措施。原载于《中国财政》2022年第14期 进入专题： 财政政策 。
同时，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注重精准发力、增强结构效应，减税降费发力创新驱动、促进就业，支出扩张发力基层三保、打好脱贫攻坚战和污染防治攻坚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财政政策是我国宏观调控制度体系中的主要手段。
当前稳住经济大盘，能否用好用足财政政策是关键。当前稳经济大盘财政政策八类措施有两类措施直指讲求实效，其中加快支出进度要求专项债券资金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加大存量资金盘活力度进而加快扩张当期总需求。
显然，财政政策是稳住经济大盘的压舱石。从学理和实践两个角度看，财政政策可对经济运行进行多维总量和结构调控，具有见效快、能量大、渗透力强三大特征。为此，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国务院就应对困难挑战特别是超预期因素冲击、稳住经济大盘工作做了统一部署，既着眼当前，又高瞻远瞩，出台了一系列精准有效的政策措施。如再度增加减税降费额，新增留抵退税额将达1.64万亿元、阶段性减征部分乘用车购置税600亿元等。
当前财政政策收支两侧措施彰显出相互支撑、协同发力特征。比如收入侧加大留抵退税增加企业现金流、支出侧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两相结合使企业既有资金又能盈利。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政策措施快速落地才能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真正放大政策的乘数效应和边际效应。这些措施直接扩大了总需求，间接拉动供给增长，对年度经济增长率在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依然保持6%左右的水平起到了奠基作用。
在收入侧，要通过优化税费结构建立税费制度稳定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通过简化办税程序、优化纳税服务，确保税费政策及时足额落地。在支出侧，要加快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通过实施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健全项目预算分年安排机制，推动跨年度预算平衡，进而增强财政政策跨周期调节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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